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 国家所有权与改革
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私有化改革中起到了强有力的主导作用[8]。尽管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域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领域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如广泛的国家干预以及相互竞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的盛行，但其特点是政治稳定程度更高，依赖程度更有限。基于这个政府主导性的经济环境，Li等人发现我国的国企往往比私人企业更加接近于政府优惠，高效利用资本，因而表现出更卓越的业绩[8]。
1993年，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国政府宣布要将国有企业转变为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1999年，尽管在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布的报告中正式写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结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通过交叉控股各种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企业来鼓励多重所有权结构。 政府目前仍然保持对与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服务，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骨干企业有关的产业的控制[9]。
现阶段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注重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治理机制的融合和创新[3]。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公司层面的治理机制也亟需相应完善，不仅要保障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也要保护和非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权益。混改实质上是国资与民资的融合过程，其中涉及到合并红利的支付问题时，Fich等（2016）研究指明更大的高管薪酬方案可能会鼓励促进有用且有效的交易[10]。
- 高管薪酬与绩效敏感性
文献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业绩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如魏刚（2000）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11]。在公司规模、所在行业景气度和经理持有股份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程度的激励会导致高级管理人所得的报酬不同[11]。根据代理理论终得报酬——绩效契约，经理人出于自利，将通过提升公司经营绩效从而提高自己的报酬。反之，绩效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因为牢固可靠的公司治理将极大地减少高管薪酬监督等代理成本，对高管薪酬激励具有正向作用[4]。此外，随着关于薪酬改革制度的深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业绩敏感性，其中民营企业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具有更少的高管薪酬粘性[12]。
然而邹玲（2019）指出，目前很多国企的高管薪酬计算方式与业绩是脱节的。部分国企的公开报告中显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年薪通常在百万到千万之间，造成如此天价薪酬的原因就是尚未实现薪酬与绩效的挂钩[13]。高管薪酬方案的设计也相当重要，因为这基本决定了薪酬的激励效果。Mehran等人（1995）总结了基于股权的高管红利：基于股权的薪酬比例与其持股比例呈负相关，表示董事会设计薪酬方案时考虑到了总的激励[14]。在混改企业发展过程中，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员工持股计划是两项重点，类似举措也可能对高管薪酬方案的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做出重定义。但柯凯等（2009）指出目前我国高管层持股比例过低，且相关股份的流通性尚未放开，因此股权激励的作用暂时比较有限[15]。为了达到经营的长期化激励，不能使用单一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制定标准。中央国资委就如何有效推进国企混改发表评论时，强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国企高管的积极性。
- 高管的政治关联
许多研究都表明政治关联是导致高管超额薪酬的一项重要因素。很多高管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和背景，即具有较强的政治关联性，意味着他们兼有经营者与监督者的双重身份[1]。马连福等（2013）认为，国企高管的职能是基于管家理论的视角，其行为具有集体主义倾向，受到社会与成就动机的驱动。然而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高管政治身份的存在有时无法确保经理人按照股东利益行事，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潜在的委托代理风险[2]。2017年，发改委宣布把“政企分开、两权分离”作为现有国企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但改革中由于政府无法清晰界定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过多地甚至错误地干预，导致相当一部分国企的行政管理者和经营管理者并没有分开[3]。Meyer等（2014）讨论了政府对企业拥有产权和政府对企业拥有控制力的差异，认为尽管有时政府并不持有国企的大量股份，仍然可以控制法人实体或股东协议，从而掌握最终控制权[4]。而表明政府对公司有较强干预迹象的标志之一，就是赋予高管以政治身份（如人大代表）。
高管的政治关联往往可以给国有企业直接带来寻租的便利，例如获得市场准入资格、享受政府补贴、贴近政府权力机关，以及代为执行政府的政策目标[5]。但是，由于国企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高，即使它们具备较高的议价能力，也不会减少很多超额薪酬，实际上甚至可能支付更多的超额报酬[6]。对有政治关联的国企高管来说，其获得的货币薪酬可能面临隐性的政治成本，例如政治升迁的阻碍，因此它们更可能放弃一部分经济上的报酬以获取更多的政治福利[7]。
综上所述，混合所有制改革势必会给国企高管带来影响，可能包括高管政治身份的变动、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高管薪酬方案的修改。在混改过程中，国企需要综合国企和民企特色设计激励相容机制，使得新公司治理结构足以平衡多方利益主体、满足不同主体合理的利益诉求，从而推动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因此，关于国企混改的高管薪酬问题需要具体的研究和方案设计，我们将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混改给高管薪酬带来的变化。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