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其特性就具有商业性和娱乐性，喜剧电影便是电影的起源之一。但中国喜剧电影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探索过程，文以载道的思想意识和注重教化的政治功能使得喜剧电影受到严重束缚，即使在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电影人的娱乐意识逐渐增强，喜剧电影也呈现出繁荣局面，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发展的痼疾。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泛喜剧文化的延续给人们带来的娱乐仅仅是片刻的一笑而过，观众越发期待高品质的健康喜剧。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能够将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正如20世纪70年代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的，当今公众在消费时更看重商品所附带的符号功能，包括消费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位、品味、时尚等象征价值，从而把自己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于是在喜剧电影的带动和刺激下，在观众群体的精神诉求下，不少电影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努力，寻求突破，赋予喜剧电影更深层的现实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被称为中国“十七年”，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创作，由于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当时大致出现了两大喜剧电影类型，即讽刺性喜剧和歌颂性喜剧，而以吕班导演的三部讽刺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未完成的喜剧》为代表，更是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吕班在其作品中，将他本人创作的讽刺意图深化到喜剧故事的讲述、喜剧人物性格以及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中，在喜剧性格与喜剧情节的冲突中增强讽刺的力度，并且，他还在影片中融入了他本人对生命、人性的思考，可以说，吕班的讽刺喜剧创作对之后电影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喜剧电影的创新与变革一直存在，近年来，众多电影人挖掘讽刺叙事的新动向、新形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跨文本改编，如《驴得水》、《你好，疯子》等由话剧而来，《我不是药神》、《绿皮书》等改编自真人真事。通过复制其故事情节，电影给予文本以更加大众化的表现形式，在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增强艺术表现力，使故事内涵传达得更具体深刻；二是以现实为蓝本原创制作，如《私人订制》、《我不是潘金莲》等。所谓现实，即是自历史而来，最终又组合成未来的真实的存在。《私人订制》作为一部典型的讽刺性喜剧，所选取的三个故事段落虽然荒诞，却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一个是认为强权者也能够清正廉洁的司机在为官上任后没能坚持住底线，一个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大导演想要摆脱俗气变高雅，却在变成行为艺术家后备受诟病，最后一个清洁工体验一天暴发户的感觉，讽刺投机的暴发户奢侈无度、碌碌无为的形象。影片从政治、娱乐、市场等方面取材，揭露当今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对其背后的人性、价值观等进行剖析。
再把眼光放到国外影视界，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新好莱坞运动，是整个好莱坞电影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喜剧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也开始转变风格。在类型融合的驱动下，喜剧电影的自身特性开始在战争题材的讽刺喜剧与都市题材的性喜剧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到了后现代的语境中，喜剧的表演以及叙事方式，成为一种文化消解与反抗的方式。喜剧电影的现代性展示是多个层面的，其转变的过程不仅包括了现代主义审美过程的迁移，也包含了电影个体意识的建构以及反思。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喜剧电影中的讽刺叙事展露出新的态势，导演们用故事和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不断摸索一步一步的发展讽刺艺术。可以说电影的讽刺艺术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感动人们的一个主题。针对这一趋势，关于这类影片成功的原因分析，也越来越多并显得越来越必要。
当前国内对此类课题的研究亦越来越重视，历年来对于讽刺性喜剧电影的研究大致包括此类电影的艺术表现、讽刺性特征、某个时期或某个导演的讽刺性喜剧电影的发展或创作，还包括对具体影视作品如《我不是潘金莲》、《还乡日记》等进行分析，这些电影不可否认都对喜剧电影的现实表达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近年来，随着喜剧电影隐隐约约地呈现走下坡趋势，如开心麻花最新上映的电影《李茶的姑妈》，受众对其期望值也渐渐降低，如何通过电影主题和形式的创新，来赋予喜剧电影新的寓意和深度，表现并发展“讽刺”与“抵抗”的艺术电影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时，受众作为电影传播的元素之一,也是所有信息的接受者，电影可以充分利用受众期待心理进行营销活动的策划和执行,设计电影的相关内容。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网络新媒介的兴起，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塑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网络时代的电影受众，不仅对电影和电影产业有着重要的价值，更是对新技术条件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转变的一种总结，因此，讽刺性喜剧电影的产生与影响仍然是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一直是符合电影受众的审美水平和质量要求的。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