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2020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合作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另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渐入佳境，在“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建设的等因素的带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稳中有升；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审查形势和更加严格的企业经营要求，面对中美争端的不确定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外环境面临挑战。国内的经营环境也面临着挑战：国内一些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面临下行压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在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等（杜奇睿，2019）。很多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对OFDI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分析。
3.1 中美贸易摩擦对OFDI有促进作用
余振和陈鸣（2019）利用东道国相关企业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和中国对29个国家（地区）的11个制造业对外投资实证研究，得出东道国( 地区) 对华采取反倾销措施整体上会促进中国制造业对东道国( 地区) 的投资，并且贸易摩擦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与营商环境和是否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有关。在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排名46，美国排名第八，相比较而言，美国的营商环境较好；美国是具有大量资本密集的行业，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刘晓凤（2016）选取了1994年至2014年中国对美的直接投资数据和中美贸易顺差的相关变量数据，证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开展大规模对美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葛振宇（2016）提出影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美国的高新技术水平、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以及中美贸易壁垒，利用2000年2014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壁垒的增加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另外，刘一丝（2019）利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进行论证，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双反”推动了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
3.2 中美贸易摩擦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贸易摩擦对OFDI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贸易摩擦加大了对美投资的难度，“301”调查抑制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意愿，提高了对美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导致全球经贸领域发生动荡，影响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2018 年 3 月 22 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 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明确表示“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2017年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加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的审查力度，中国对美投资出现雪崩式下滑，降幅达90%。张菲（2018）收集数据证明中美贸易摩擦将严重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安德烈斯·施瓦曾伯格（2019）也表示美国由于审查某些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影响而不断扩大审核机制的范围，以及中国对资本流出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自2016年来开始放缓。李童（2019）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探讨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指出良好的双边关系对技术寻求型OFDI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大、周期长、成本高，母国与东道国间的政治冲突极易影响跨国贸易和投资领域，包括东道国政府严格的投资审查、税收壁垒、市场管制等会增加企业在投资中的不确定性，继而抑制企业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意愿。钟晓君（2019）从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角度分析，得出贸易摩擦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对我国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较大冲击，原因是:一、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着国际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现实发展与未来局势将不只影响对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与自身发展产生影响，还会给全球经济发展秩序和世界对外贸易格局造成了不小的震荡，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将对全球经贸形势产生负面影响，破坏全球经贸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给全球经济复苏制造障碍，贸易战致使人民币汇率出现松动，提高了中国服务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成本。第二，美国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投资将直接降低在美国当地为中资企业提供各类生产性服务的中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数量与规模。钟晓君（2019）指出当前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的“全面遏制与封锁中国”战略已由过去的模糊到清晰，并且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一致的行动纲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将受到很大的阻碍。龚婷（2019）也同样指出2017年至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显著下降的现象与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敌视”战略和政策日趋强硬化和竞争化有关，是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级的经济形势的结果，也是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推进审查持续扩权改革、瞄准和收紧中国企业对美国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交易的结果。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低迷状态，另外，政府当局对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持否定态度；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人民币贬值、汇率波动较大、预期存在不确定，融资成本提高；美联储加息和美国政府债务的攀升，导致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中国资本在美国面临的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和汇率风险均有所上升（向鑫琳，2019）。李辉（2019）通过理论分析和数据实证得出当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美两国的要素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水平不同，两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互补，所以为两国的直接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但是贸易战背景下，中国赴美投资面临着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投资保护泛政治化和较高的投资壁垒，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有着很大的挑战。
另外，部分学者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李敏杰（2019）利用 2004年至2015 年12年中国对世界 83 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流量数据，基于系统 GMM 方法实证考察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贸易成本每上升 1 个百分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少1.207 个百分点的回归结果，表明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地抑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论证实“关税跳跃”理论关于贸易成本的增加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与中国现状并不相符，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贸易秩序，频繁爆发的贸易战争、叠加复杂的汇率走势抑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并指出中国政府只有从宏观层面打破贸易壁垒、降低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成本，才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途径。付韶军（2019）收集2005年至2016年的数据，建立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出贸易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贸易摩擦必然影响贸易开放程度，进而抑制OFDI。张越（2018）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经验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终得出我国的对外出口贸易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美贸易战使中国对美的贸易减少，进而减少对外直接投资。
3.3 中美贸易摩擦对OFDI具有促进和抑制双重作用
学者安然（2019）指出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有两种作用，加强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造成了较大的阻碍作用，税收对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刘青青（2018）通过分析特朗普主要经济政策主张，提出美国产品回迂、重振制造业的主张，短期内，由于中美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不会降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甚至特朗普的财政税收政策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相契合，更低的税率将促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但长期内，中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行业由互补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将会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