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FDI区位选择的研究综述
摘要：2003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国内的FDI研究也渐渐走入大众视线。本文通过对FDI区位理论和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总结，分析了国内FDI研究的焦点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使用，企图寻找FDI区位选择的最优解，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FDI；中国；区位选择；理论研究
- 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来源
对于FDI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最早始于国外。在经济学等相关研究领域中，FDI区位选择这一方面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国外学者海默在其理论研究中将FDI作为其的研究重点与创新点，开创了FDI相关研究的先河。在不少专家学者的实证研究下，区位理论学派认为区位选择是具有不可替代性与特殊性。古典区位理论的代表杜能和韦伯把成本最小化作为区位选择决定因素，他们认为，FDI会倾向流入那些接近原材料产地、市场容纳量大、拥有丰富劳动力和多产业集聚的区域。在克里克曼和伍德的研究中，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仍然是成本最小化。同时区位理论学派提出，生产要素组合成本越小、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越低，以出口替代为目的的区位更能吸引外资的流入。威廉森姆发现，在商品交换中，较高的交易成本会促成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凯维斯指出，较高的搜寻市场、寻找原材料和服务的成本以及雇佣劳动力的成本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会向交易成本较低的地方倾斜。
国际贸易学派则强调了区位要素禀赋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这一学派认为FDI通常会在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流动，从具有垄断优势企业所在国流向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很高但直接投资壁垒较低的国家。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范式则是将垄断优势论、内部优势论以及区位优势综合起来，他认为跨国公司的FDI活动必须是在同时具有这个三个条件时才能发生。企业内部建立的特定优势是FDI到东道国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之后，邓宁等人又提出了发展水平理论，认为各国对FDI吸引力的大小取决于人均GDP。一国的人均GDP越高，则该国吸引的FDI就越多。新经济地理学则以D-S模型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来描述产业集聚效应（Sehmutzler,Annin,1997），集聚效应在一个地方开始，并不断加强同时向外辐射。这一理论中的集聚效应在之后的FDI区位选择研究中也不断被重视。
- 研究的焦点问题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十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脚步不断拉大，迈向了新的阶段。但从刚起步的萌芽阶段中，囿于我国市场体制欠完善、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大部分外资企业对我国市场了解度和看好程度不高，因此均采用小规模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总量不超过60亿美元。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的限制程度不断缩减，外商直接投资逐步迈入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WTO这20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从2001年的496.7亿美元增长到1443.7亿美元，年均增长5.8%，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由6.1%提高到15%。2003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关注到了国内的FDI区位选择。
国内的FDI区位选择研究丰富，从多个角度出发作出了相关的研究。对中国FDI区位选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的研究聚焦于各省市之间FDI的分布情况，如卢荻（200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特定的发展模式有关，他从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层面对中国不同城市的FDI给出了两种模式：广州模式和上海模式；有的侧重对某省内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作出研究，如吴含（2021）基于13年间的数据，运用混合OLS的方法对江苏省内不同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发现沿海城市的FDI投资多于内陆城市；有的侧重对特定某一城市进行的外商直接投资作出研究，如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对秦皇岛135个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及其在秦皇岛市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了解外商的投资动机以及区位吸引外商投资的因素；也有侧重对不同城市群的FDI进行研究，如杨晓明、田澎、高园（2015）采用了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四个城市区的FDI区位选择模式，并给出影响FDI的具体因素。在粤港澳大湾区，刘胜,申明浩（2018）通过构建城市群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探讨了城市群融合发展对外资进入的影响。而汪慧玲,李妍,杨烨（2017）在城市群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和环境污染三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发现环境污染也是外商投资要考虑到的重要因素之一。赵娜,王博,刘燕（2017）从聚集效应出发，对不同城市群的吸引外资能力展开了研究。
- 研究方法的选用
在研究方法的选用方法，大部分的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实证分析。
O Belkhodja，M Mohiuddin，E Karuranga（2017）探讨了影响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以及投资者在中国的“经济区”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之间做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两个问题。基于1218个数据的二元logit回归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集聚经济、教育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都会对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研究表明，FDI区位选择既受中国不同地区、城市、经济的要素禀赋条件的影响，也受FDI来源国的影响。但是，这种选择取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决策者可以利用这些发现将外国直接投资引导到目标地区或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