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3.1 媒体关注
媒体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些关联性。例如，张琦和吕敏康（2015）研究发现，媒体积极介入政府预算问责机制可以带动舆论，从而显著提高政府应答效率。媒体关注影响着政府运作的同时，在公司政策制定方面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Dyck and Zingales，2002）。Engelberg和Parsons（2011）发现，当地贸易规模也与当地媒体报道的覆盖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
而在资本市场上，不论是对于信息披露还是传播，媒体关注都起着毋庸置疑的关键性中介作用，大大降低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带来了不小的便利（Becker and Murphy，1993）。公众对一家公司的态度和意见等评价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与媒体向公众传播的公司形象信息存在一定的相关度（Carroll and Mccombs，2003）。与此同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通常也是利用媒体新闻报道这种渠道来获取企业的相关信息（Bednar and Boivie，2013）。媒体信息传播的广度影响着股票定价，未被媒体报道的股票具有显著的收益溢价，相比于媒体频繁报道的股票表现更佳（Fang and Peress，2009）。国内学者张雅慧、万迪昉和付雷鸣（2011）也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股票收益率反而不如不被关注的股票，也就是所说的“媒体效应”。
媒体关注还会对外部监管（如审计）的行为和评估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负面倾向的媒体报道会促使审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Joe，2003）。新闻报道中媒体偏见的存在会影响公众预期，是审计期望差距无法消除的原因之一（Cohen and Ding，2017）。国内研究在此基础上将盈余管理也纳入研究范围，认为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越多，异常审计费用将会随之增加，审计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也会更加明显（马壮和李延喜，2018）。
3.2 企业违规
之前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公司发生违规行为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对公司本身和涉及到的高管人员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根据SAS 99（AICPA）中提到的舞弊三角理论，公司违规的发生有三大要素：动机（Incentive）、机会（Opportunity）和合理化（Rationalize）。这三要素密不可分，共同促成了公司违规行为的产生。
违规动机几乎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减少违规机会这一要素的途径似乎有迹可循。不少文献都从内外部治理两方面着手，以研究各方式与公司违规行为的关系。例如，在内部治理方面，Hass和Tarsalewska（2015）发现，引入西方企业的股权激励机制对中国企业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对调整经理人和股东的风险状况有着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它又会对管理者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这可能导致公司违规倾向的增加。在外部治理方面，一般而言，对于法治至上的国家，大力完善法律制度规范应该是减少公司违规、提高治理水平最快速、最有效的形式。但由于现实中执法效率、信息披露等环节仍然不完善，因此有必要给予除法律外对公司治理起作用的其他替代机制以相当的重视（郑志刚，2007）。随着人类社会一步步迈入信息时代，媒体关注便当仁不让成为了这之中饱受关注的因素之一（Miller，2006）。
3.3 媒体关注与企业违规
媒体报道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反过来影响现实，尤其是可以影响公司行为（Dyck and Zingales，2008）。国外学者普遍对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抱有乐观态度。Dyck and Zingales（2002）认为，媒体可以约束和协调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公司行为。Joe和Robinson（2009）指出，媒体发布信息可能造成显著的经济后果，尤其是，当媒体曝光公司违规行为会迫使经理人采取纠正举措以提高董事会效率，增加股东财富。他们认为，媒体关注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坏行为”，甚至可以催化企业的“好行为”，比如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Zyglidopoulos and Georgiadis，2012）。但媒体作为外部因素并不是无所不能的，Dyck and Zingales（2008）研究发现，只有当某种行为打破了广泛为人所接受的规则时，媒体报道作为外部因素的监管职能才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