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一、翻译理论发展及简介
长期以来，译作被认为是原作的附属品，应当严格忠实于原文，力求完美的对等转换。译者则被看作是用不同语言搬运作品的搬运工，其文学地位并不受到重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译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被重新发现并确立。尽管翻译时需遵循的首要原则依旧是忠实于原文，但随着翻译理论体系日益扩充，人们对翻译工作又持有了新的不同态度。
随着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进行特定研究变得重要起来。一些有名的作品会出现多个译本，这些译本尽管译自内容相同的外语原文，中文翻译却因译者自身翻译风格、爱好乃至生活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尤金·A·奈达（2001）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其中意义的重要性大过形式，过于忠实原文可能导致意义传达发生障碍，乃至于阻碍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勒弗维尔（2004）认为，“翻译是改写，所以绝对的对等不存在”。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准则，同样认为翻译工作不应拘泥于原文。在日益进步的翻译思潮影响下，译者得以摆脱曾经严格忠实于原文的限制，转而在翻译中越来越多地发挥其本身的主导作用，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多。安托瓦纳·贝尔曼（1992）在《翻译批评论： 约翰·唐》中指出,译论批评必须以译者为主体和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黄勤（2013）探讨了在文学典籍翻译中,译者应遵循翻译美学原则,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以再现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
二、译者主体性理论
许钧（1997）指出，译者的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对内容的主导性，一种主观能动性，其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诸多特点，其中能动性是最为突出的特征。卢彩红（2008）认为，由于译者对原文作者生活时代、行文方式、表意认知均存在各自不同的理解，且可能存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进行翻译时便很有可能出现望文生义，或在潜意识中对原文进行一定改译的情况。由此，查明建、田雨（2003）得出结论，译者主体性不仅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或语言上的再创作，也体现在翻译的文化目的等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杨俊峰（2008）指出，尽管译者主动性赋予了翻译再创作的性质，但译作必须根据原作来进行，即译者的受动性。翻译活动需要在原文内容和源文化角度下进行再创作，同时还需兼顾到目的语言及文化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这要求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进行合理的再创作。许钧（1997）指出，忠实和叛逆构成了翻译的两个侧面：笨拙的“忠实”也许会导致叛逆，而灵活的“叛逆”也许正好揭示出真正的忠实。在翻译活动中，主动性和受动性都是译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三、《月亮与六便士》内容及研究译本简介
海明威曾表示“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其不愉快的童年”，这句话在毛姆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出生于法国，父母早逝，童年备受欺凌，这影响他在日后形成了尖锐、冷峻、一针见血的写作风格。英国文学拥有悠久而古老的历史，涌现出了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狄更斯等多位大家，毛姆作为“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其文学水平究竟处在英国文坛何处常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小说确实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最知名的代表作是《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奠定了毛姆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这本小说完成于1919年，以法国印象摄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原型，讲述了英国股票经纪人查尔斯· 斯特里克兰德逃离世俗，追求艺术理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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