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及意义1.1背景资料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应停事件 使许多国家重视对药品不良反应（ADR）的监测报告，并先后在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建立机构，以收集、登记、评估ADR报告。
此后，ADR监测报告逐渐过渡至药物警戒领域[1]。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变革，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2]、英国[3]等的ADR监测体系已经日趋成熟、完善，为各国建立、完善本国的ADR监测报告系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国外研究显示，在众多ADR监测报告方法中，自发报告（spontaneous ADR reporting）因其高效率、低成本而在欧美国家广泛使用，对新的、罕见的和严重的ADR信息进行早期监测尤为有效[4]。
自发报告系统的报告主体主要有医师、监管机构和制药企业；后来，药师(包括医院药师和社区药师)也积极地参与到ADR的监测与报告中[5,,6]，例如英国的黄卡制度[3]（Yellow Card Scheme），自1964年推出后，由于医疗管理体系模式的改变，于1997年先后把医院药师和社区药师纳入ADR监测报告中[6]，其他国家如美国[2]、加拿大[5]、荷兰[3]、澳大利亚[7]等也建立了类似地监测报告制度，大力鼓励药师参与ADR的监测报告。
尽管英国的黄卡制度很早就推出，但是药师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排除在ADR报告之外的。
荷兰与英国建立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的时间大致相同，与英国不同的是，荷兰较早把药师与医生都纳入ADR检测报告的主体，药师报告的ADR数目占得比例也较大，约为总ADR报告总数的40%[8]。
同时，多项研究均表明，药师的ADR报告与医师的报告在质量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药师完全能够胜任ADR报告的工作，甚至做得更出色[6,8,9]。
1.2 研究意义1.2.1深入了解英荷两国药师参与ADR报告制度，研究药师参与ADR报告的作用英荷两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的一批国家，也是较早实行药师参与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的国家。
药师对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药师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体系中的作用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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